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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故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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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4-28  来源:黎平故事  作者:丽红  录入:杨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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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唱的杨老妈和风流的杨老爸 

 

杨老妈和杨老爸都出生在解放前,杨老妈是城里人,她父亲,也就是杨的外公,娶过三个老婆,她是第三个老婆生的。她同父异母的大哥是“三青团”团长,在县里坐第二把交椅的,说话办事很“砸正”(有魄力),外号“小钢炮”,解放时被枪毙。现在杨老妈喊做“老梅”,我们叫做梅表姐的老大妈,即是她大哥的女儿,从其言行里能看出当年“小钢炮”顿挫爽利的风范。那次我带了狗去菜地,怕狗踩坏人家的菜,要撵它回去,可狗狗不听话不想走,我正着急,挑着粪担来的梅表姐见了,敛着脸说:“那×狗会踩什么×菜!”话语收放有力,声气粗壮利落,我顿时觉得自己小家子气,所谓相形见绌,于是也理直气壮地觉得“那×狗踩不了什么×菜”。

 

她父亲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家中颇殷实,买了当街对门的两栋三进的大房子,有开阔爽落的大院,院子里有古老美丽的柳树和精致的石桌子石凳子,杨年纪小的时候那些桌凳还在,曾得见过,留下了模糊柔软的好印象,现在那些屋院和屋院里的东西都不在了,没留下丝毫痕迹。

 

她大哥娶亲时,家里正当年华,因此着实风光,请了保安团武装部队做护队去湖南迎亲,发放工钱时,打开钱柜来,那白花花的大洋就唰唰地往外流。家中原有好些漂亮的古董,都被“小钢炮”“发炮”时今天一个明天一只地摔完了。我就觉着,那杨老妈应该是富家小姐了,可杨老妈说她是过苦日子的,她没具体说她怎样苦,只说她妈苦:“我家妈才是造孽……”她父亲不做生意后,抽上了鸦片,把地卖了抽,以后虽然戒了,家中景况已再不比当年了,不过这也给以后的成分划定降了级,前边受些苦后边少些罪,似乎是平衡的。她出生时许是有些好日子的,可打懂事起就家道中落了,后来带了小弟在二哥家过生活,在二嫂脸色下就更不容易了。她虽然过的是苦日子,可成分却是“小土地出租”,杨老爸才是苦丁当的“贫农”,“小土地出租”嫁给“贫农”,算是高攀了,于是杨老妈从县城嫁到了乡下。按杨老妈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丑没人要,才往乡下嫁的,不知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当时是她二嫂做主的,定了婚事,双方并不认识,杨老爸到县城里卖柴,杨老妈有机会碰上时,边上的人就会悄悄秘密地暧昧地,把她将来的丈夫指给她看,说:“就是那个人。”她并没有看,而是不好意思地把头狠狠低着,所以虽然有机会相遇,却一直到新婚时才知道对方模样。

 

接着一顶红盖头、一身红衣裳,杨老妈就被花轿抬进山里去了。婚装讲究要有一点新的、一点旧的和一点借的,结婚的装束都是借来的,盖头和衣服上有明显的别人的痕迹。那时候杨老妈二十岁,杨老爸十七。我问杨老妈这样嫁去一个未知的男人,从此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她说“没得感觉”,其实我想感觉肯定是有的,只是年久忘得没有踪影了,或者漫漫的四五十年过来,纵然记得那些心情,在现在也不算什么了。但心上的感觉记不住了,身上的感觉却记得很清楚,她说只记得坐轿子把她晕得大吐,黄疸水都呕出来了,而新娘是不能出轿子来走的,只好忍受漫漫的十里山路。杨一本正经地大呼小叫:“这样子好嘛,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很好!结婚就是应该这样的。”我知道,他指的是结婚时俩人不认识,很刺激。

 

杨老妈爱唱,有一个好嗓子,少年时解放军过黎平,她原有机会进文工队,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弟弟,放弃了,从此做一刀耕火种的农妇。虽然现在回忆起来,说大生产时“好玩”,边下田干活边唱歌,天天还要打点泥巴仗,可那时是艰苦的,夜里在地里干活,把孩子背在背上,襁褓里都冻出冰来了。六十年代生杨的二哥时,坐月子没有肉吃,大暑天里只好杀了狗来吃。

 

杨老妈的二哥是县城里有名的旦角,扮段红玉,演穆桂英,长得清俊端正。杨老妈也是极爱戏曲的,自小听戏唱戏,熏陶得一肚子的典故,说起历史来从容饱满,常见她在电视机前底气厚足神情抑扬地给一伙人说戏,那样风度翩翩地历历数来的模样,在那些老奶身上实不多见。我琢磨自己背了那么多历史课本,未必能耳熟能详地道出几个人物原由来,很是汗颜。平时说话有时她会语出惊人,巧妙自然的引经据典,成语和戏文随手拈来用。我说她知晓文化,她总说她的“么姑娘”(小姑姑)讲话才是有文采呢。么姑婆进过学,识得字晓得道理,话总能说得圆满,而且人长得好看。杨小时候,么姑婆颠着小脚走十里山路去乡下,杨采了大捧的兰花,用山水养在玻璃瓶子里,烤着炭火听她讲变婆的故事,和许多巧妙的谜语。么姑婆十八岁嫁人,二十九岁死了丈夫,活了九十七岁,守寡六十八年。

 

因为爱看戏,便常和杨老爸发生矛盾,杨老爸是爱看打斗片的,只要是有人在揍在开火的,他统统不放过,因此电视里一会儿咿咿呀呀的花妆脸面,一会儿哒哒哒的电光炮火,热闹非常。于是杨去调了一个他们最恨的外国片出来,然后把遥控器背在口袋里,于是他们争不成了。

 

杨老妈原是一字不识的,后来上了一个月夜校,在村里做妇女主任就能应付得差不多了,现在她读砖头一样厚的《薛丁征西》。后来村里又派她到县城里学针灸,一个礼拜后她学成回村,就试针开医了,我问她可扎坏了人,她说不曾扎坏过,还给人扎脑袋呢,我心里想,那些人胆子真不小,华佗要用利斧开曹操的脑袋,曹操可是凶怒无比:“汝想害我,是也不是?”

 

杨老妈生气起来骂道:“他娘个烂×瘟×!老子……”在外边遇上事儿,叱责起人来,说话粗壮,很有底气。我对杨说老妈挺厉害呢,杨说是因为卖菜抢地盘炼出来的气势,我不置可否。她们这些老奶去卖菜,收税的一般会放过她们,如果遇上个别较真的,她们就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找点钱,你们好意思向我们要钱咯!你们家妈……”收税的自然不好意思纠缠那几毛钱,不过年轻的一般逃不过去。暑天时杨老妈中午过了才从菜地里回来,杨称她是“抗日英雄”,她也确实有这种爱憎分明的情节,“老子最恨日本人”,日本电视她是一律不看的。

 

杨老妈喜欢讨媳妇,喜欢家里人多。我对她说:“××要来和杨忠呢。”

 

她说:“她总讲要来,总不见来。”

 

“她来了,我怎么办呢?”

 

“讨两个婆娘嘛,你做大的,她做小的。”

 

“那怎么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们两个合意。街上那个老专不是有好几个婆娘!”

 

老专有好几处房子,确实也有好几个老婆,这边家里的两个是固定的,外边还有养着的,还有另外不固定的,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几个。在黎平很有名,都晓得他婆娘多,他的老婆们也都晓得。这边家里的两个相处得很好,一块儿吃睡,一块儿打麻将,一块儿玩,非常融洽。

 

杨老妈喜欢讨媳妇,可杨的二哥老大人儿了总不结婚,她愁得肠子都快断了。杨二哥颇有庄子精神,三十几岁上仍在悠悠游游地混日子,对生活不着急不慌忙,打牌玩耍,饿了回家吃点饭,渴了水缸里舀瓢水喝,寂寞了找些个不怎么漂亮的姑娘带回家来——我自有我的一片绿荫树。他原是聪明伶俐之人,做得一手好木工,无师自通地家电音响照相机都会摆弄修理,可他就是什么也不做,庄子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他可算是“巧者”,却也能得饱食而终日遨游,可见其功力在庄老前辈之上。杨老妈操心他讨婆娘,一直给他准备着结婚的费用。他倒是会带了姑娘来家,只是不见他要讨媳妇,杨老妈心里着急,可早已说不动他了。后来终于和一个姑娘看似有眉目了,他却仍然没有什么结婚的意思,后来人家姑娘闹上门来哭,杨老妈也哭,于是他在一老一少俩女人的眼泪水儿里被迫成婚。 

 

 

杨老爸老来风流,爱玩点“花姑娘底干活”,我们与杨老妈说杨老爸的风流,、杨老妈不以为意,笑笑地说:“他没得‘囊劲’(气力)了”。

 

他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由杨在家里给他吊针,杨叫了女护士来教吊针,他一听说,赶紧梳发理衣,坐起身来严阵以待,一看见护士来,他的眼睛顿时有了神采。以后又由杨给他吊针了,他对杨说:“去叻,去喊医院的护士医生来,钱我来开。”有一天杨老妈不小心让输液管子里进了一点空气,杨老爸便生起长长的气来:“死去算了,不要治了!”当然纯属气话,他是怕死怕得要死才这样说的。他赌着气,半天缓不过来,杨老妈只笑脸表歉意,也不哄他,只好杨来好言相哄。

 

他还爱写点字。他并未进过学,扫盲时上了几天夜校,以后就时常拿了字问杨,日积月累,居然也可以读读写写了,甚至还能够写情书了:“我知道你很想念我……”这得益于他勤抄写山歌情歌。遇到不会写的字,他总能按自己的心意造出来,他写出来的字篇虽然错字别字连篇,我们是能够看明白的。报纸上有个光艳的女明星像,他就在旁边写道:大大美女!这“大大”两个字实在用得很妙,再普通不过的字了,这样一叠起来,把这“美女”的神形都点到了,而且读起来很清脆很好听,我很佩服这种不留痕迹的用意。

 

一般来说,杨老爸会写,杨老妈会念。杨老妈好古老的字都能识得读出来,杨老爸也爱念,比杨老妈还喜欢,见了字就想念,他一乐意就要把电视里出的字一个个读出来,“三国演义”他是认识的,可里边的台词就难了,可他照样能念得来,比演员还积极抢先,杨老妈常常听不下去,就要来“路见不平”地纠正他,他不接受批评,也不坚持自己与杨老妈争执,很无所谓的样子,仍平静地一路读下去。他主张“小字念全个,大字念半边”,他明明是知道“深圳”的,电视里出这俩字来,他一读就成了“深川”了。

 

他也喜欢逛点街,听些新闻来吹吹牛,没有新闻他就自己想象,而且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当作理所当然,侃给那些老鬼们听。他说,影牒开始是一条长圆形的实心筒筒,生产时用锯子锯成一片片,才成了产品的。老鬼们认为这个解释很好很有道理,非常信服他的博闻广识。每次吃火锅,他往锅里涮菜时,嘴里就念念有词:“‘卖田锅’,吃点‘卖田锅’。”因为黎平话的音调,我一直听作是“麦田国”,想不出这火锅和麦田国的奇怪关系,以为这说法有典故呢,杨说是杨老爸自己想出来的道理:火锅吃菜多,能吃得把田都卖,当然该叫作“卖田锅”了。

 

有一次他和杨老妈一道看电视,新闻里在报道一艘大货船,他们就讨论起那船来:

 

“戛——这船才大!”

 

“会有东门该(街)到西门恩(那么)大!”

 

“没止!有城关恩(这么)大!”

 

“可能还要大,有整个黎平县大!”

 

“可能会有喔!”

 

杨老爸虽然喜欢在外边热闹活动,却不喜吃客饭,一般上他都不去,只有合意的朋友他才去。他只满意自己烧的饭菜,别人煮的他都用不坚决的语气给予坚决的否定:“那个吃得?那个吃不得!”“那个不是那样焐,你怎地会焐菜——你不会焐菜。”“你搞的那鬼事吃不成——”他喜欢吃油香的,杨老妈喜欢吃清辣的,像一支闽南歌里唱的:“阿公要煮咸,阿奶要煮淡。”当然,他们不像歌里的阿公阿奶“相打弄破锅”,杨老爸只轻描淡写地拉长调子说:“这不是吃菜,这是吃盐。”“这个吃得成?辣得出火。”

 

山歌是他最喜欢的,他用各种小本子抄了许多山歌歌词:“郎命苦,哥我坐(住)在苦竹林,早晨吃碗苦竹笋,晚上吃碗折耳根”、“人家求签为男女,郎我求签为花园(恋爱),两人要连这个伴,一刀两断满江红”、“劝姣要当古人样,要做三代缺水城,我俩要死一路死,死在半路人想人”。

 

后来有了山歌歌碟,他就买了许多歌碟,没日没夜地放响来听,我几乎要被弄得发疯,有时就把摇滚放大声来“非暴力不抵抗”。体育场的山歌对唱他几乎从不错过,冬天的晚上冷,他就不出去逛了,和杨老妈的女朋友们夜夜打四色牌,夜夜听山歌,我对杨说:“老爸天天混在女人堆里。”杨说:“是叻,他和贾宝玉一样。”后来他们的歌星,一个称作“大胡子”的榕江人来黎平唱山歌,惹得那些老男老女的追星族兴奋不已,大胡子唱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杨老爸也从县城一直追到高屯旱寨,回来后兴味犹存。关于大胡子的美好回忆,像大海的波浪缓缓地涌上沙滩,不时温柔地冲刷着他的心,“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又岂止“三日”。

 

临时女教师 

 

在路上

 

县城里一所初中的英语老师要去读本科,我去做代课老师。

 

因为缺英语老师,英语科老师的课量都比较大,我上四个班,一个初三,两个初一和一个六年级。一个礼拜有十七节正课,四个早读和两个晚自习,算下来共二十五节课。

 

学校离家大约有五里路,我步行去上课。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四百,加上超课费,一共六百左右,所以得计较车费。其实很多老师也都是步行上班的。对那条坑洼混乱、灰尘漫天的热闹街路,我开始会奇怪其他老师们的淡定,没过多久就习惯了这条下雨天会被车子溅得一身泥水的路。

 

学校冬季七点五十上早读,所以最迟七点二十人要起行。其实这个时间也不算多早多苦,可八九点起床惯了,忽然要早起了,好象很痛苦。第一天我把闹钟调到六点五十,赖到七点起床,没有料想到打点的时间用了半小时,这样只剩二十分钟了。我跑出门去,边走边抹脸油手油,坎子是一路跑跳下去的。我走得非常快,不断地超过人去,居然只用了十五分钟赶到学校,我自己也有些吃惊(以后常就这个拿来和人吹嘘,看着人家说:“哎呦,快比‘漫漫游’快了!”很有些得意)可实际上我累得够呛,寒冬腊月的,出了一身一头的汗,人虚了一截子下去,半天才回复过来,然后去吃早饭也不香了,而偏偏这边粉的水平和东门那儿差了许多,胃口更是打了折扣。

 

夏季时间提前半小时,七点二十上早读。春眠不觉晓,夏眠更不觉晓,我更是迟到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推迟了二十分钟上课我却不知怎么总是推迟到第二十一分钟,所以好象怎么样都要迟到了。早上六点二十起床也还是迟到,而且迟得更厉害了。我连续迟到了几天,索性随它了,可每次经过公报栏并没有见到我的姓被亮板示众,心中疑疑惑惑,门神显然是看见了的,或者他要把我厚实的迟到记录做一次总结性的惩罚。

 

后来的星期四例会,我跟着同办公室的老师满学校地找开会的地方,终于发现是在学前班那个摆满了矮矮的桌子凳子的教室里,我找了一张独桌,埋头批改课卷。我发现这个样子虽然看上去像一点儿都不理会开会的样子,我却是一点儿都没落下开会的内容。最后就听到校长说,要老师们注意迟到的问题——虽然没点名,但我觉得就独独是在说我了。

 

但我却因此有些佩服自己,觉得可以从此练就一身“神行太保”戴宗的好身手。可这样走几天下来,感觉整天都是在走路一般的,有些疲于奔命的味道,加上多凄风冷雨的天气,我又走得快,搞得有些狼狈。我一算,一天两个来回,有晚自习时要三个来回,五乘以四是二十,五乘以三就是三十——我一天至少要走二十里路,真不简单。可一心赶路的滋味让人觉得单调紧张又疲惫,不禁要像《唐老鸭行军记》里唐老鸭一样埋怨起来:“行军,行军,就知道行军!”这样一个月不到,我鞋子磨损的程度足抵得上原来的一年了。

 

 

后来知道了有小路可走,据说更近,可我码了下时间,好像能快个五分钟。小路有两条,一条过了大街后,上长长的石头坎子,然后过南城古门,再走田埂、过人家、越小沟、上坡坎,从学校厕所后面的小门进去。另一条的田埂少,经过的人家多。我喜欢走前面那条。好时节里,蔷薇落满田埂,黄色的蓝色的小野花星星般铺满田埂,花香飘在温暖湿润的空气里,散发在明媚的阳光里。蝴蝶在盛开的各色豌豆花丛里飞舞——那才真正的叫“飞舞”呢。傍晚时能遇上暮归的牛,有长得非常漂亮的母牛,一圈小巧的白嘴唇和一身精致闪亮的毛,跟在它身后的小牛眼睛又大又亮,小小身子,模样却一点都不怯。

 

我很想像小学课本里明明一样,在上学路上逗个蛐蛐儿什么的玩儿——遇到狗吹个小口哨,老狗是不屑一顾的,年轻的漫不经心地嗅嗅就走开了,小的就要来劲些了,如果是那种活泼兜人的还会跟上一段路,看见个猫在田里的草丛里,猫咪可就胆小敏感多了,不管是学老鼠吱吱叫还是学猫它自个儿咪咪叫,都会把它吓跑,它示威性地叫几声它就拱起弯弯背,呼地一下跑得没踪影了,逗趣过于短暂。这样的逗趣,早上的好时候肯定是没有时间的,要玩的话只能和明明一样冒迟到的危险,不过明明可不是冒险,他是玩得给忘了,可见有多好玩。回家不担心迟到的时候又不好意思逗玩,老大人儿了,学生在一边走,看见老师这个样子,不好,不是装嫩的嫌疑就是,就是,好像不大合常规吧,还是合点常规好了。

 

晚上,学校四周,一塘一塘的青蛙唱个不停,那些公蛙们不休地歌唱,掺着母蛙稀落的干叫声。早上的时候,还有青蛙仍在田里叫,九点多了,学校旁的田野里有好多虫子还没把夜生活过完。

 

这样的田园风情,没过多久就没了。那一天我以为要上课,急冲冲地在小路上赶。谁知走到那几户人家那里时,看见前边田里有个黄色的大机械。旁边蹲站着好多人,等我走到跟前一看,去学校的路已经被铲断,田和池塘变成了一大片灰乎乎的泥。那个大钢铁正把一大铲一大铲地把土填进池塘里,那个池塘——刚前几天有大月亮的晚上,我和杨从那儿过,我们还说这个塘里公蛙多母蛙少,因为很多是唱歌的,只有一两只叫的。

 

我绕了一大圈才找到路,心想肯定要迟到了,谁知道进了学校,鬼影子都没看见一个——我已经不知几次干这样没脑子的事了。然后从另一条路回来,看见那儿已经立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标架,一条叫清泉大道的环城路要从这走。所有的这些蔷薇、紫云英、豌豆花、蝴蝶、蚱蜢、泥鳅,还有那些夜夜歌唱不停的蛙们,都要被大铲大铲的土埋掉。那天,我从另一条小路走,想能够从这儿转到南边的那条路去。我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通向南门那边的路,只好又折回来。回来我问杨那些蛙会跑吗?它们知道吗?是不是都被埋掉了?也没人通知它们一声。杨说它们的家在泥里,它们都被活埋了。

 

田里开路后,听同事说那条小路又可以走了,很好走的。我去看了看,看见切断的田埂已经被填平了。我一路冲下去,没想到远远看着一片平坦大道,走近来才发现上当了。抓住一个从对面过来的小朋友,问是怎么过来的,他说走过去自然就过去了——呵,这么有哲理的话,小家伙真不简单呢。我问他读几年级,他急急地要走了,说是上四年级,我说和校长说让你上六年级好了,他并不等听完话,忙着走了。我就按他说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了,走到了推土机下,那个大大的铲子在半空中倒下一大铲土来,我近在咫尺地看着那个从天而降的大铲子,仿佛那土要从我头上洒下来——我要和那些蛙们一样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忽然听到上边的人在拼命冲我又是挥手又是喊叫,我才赶紧拔腿跑,拔腿倒是真的,可哪里能跑。等我踉跄着爬上坡坎,上边的人对我说:“你这个哈(傻)婆娘!嗲傻(就是傻到极点的意思)!哈子(待会儿)埋死你去!”我很委屈。

 

当然修路是要富民振兴的,“要青蛙还是要路”人家听起来很荒唐。当前的路况我是领教过的,那漫漫游在路上一步三跳四抖,饿的时候觉得腹腔内的器官在空荡荡地甩来甩去地碰撞,饱的时候胃里刚进去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要出来了,坑洼厉害的地方,几乎五脏六腑也要跟着抖出来了,这个时候,关于蝴蝶和青蛙就虚远去了。

  

 

我经常不知道时间。刚到学校,不知道规矩,开会不用口头喇叭通知,只把通知写在公告栏上,所以应当天天自觉地去公告栏看。临考前那天开考务会,我没经过公告栏那儿,上完最后一节课,正下课要走,看见几个老师提着烤火的火斗往楼上跑,学生哄哄地对我说:“老师要开会叻!”我不以为意,说:“我不要开会,是他们开会。”就明目张胆地走了。然后晚上接到电话,说我开会缺席,找不着人,我说我不知道——听起来像一个很蹩脚很生硬的借口,我却当真是不知道的。后来我知道,迟到是要扣钱的,那缺席就更不用说了。学校不坐班,不用签到,有一个人专门掐上课时间,手捏秒表,以铃声响后一分钟为限,时间一到,哪个老师迟到,记下来,写在公告栏上示众,当然还要扣钱。

 

我没去要时间表,也不问,稀里糊涂地用自以为的时间。开始时认为下午是两点半上课,结果是两点十分,我呼哧呼哧地赶到学校门口时,看时间,很安心得意,还剩几分钟呢。进学校一看,外边静悄悄的一个人没有,教室里学生在齐声朗读——“祸事了”!我赶到班里一问,已经上课十几分钟啦!知道了下午的上课时间,然后我又认为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而实际却是四十分钟,我上下午第三节课,按四十五分钟来推算,结果远远地就看见大胡子站在教室门口看我在那儿拖泥带水地爬坡。寒假补课,有一天的上午第一节课排英语,我前天晚上把闹钟调到六点五十,心想明天可以慢腾腾地走个四十分钟,八点刚好到。可第二天一睁眼睛,发现天已大亮,看闹钟,还走在一点多钟,“我迟到了!”赶紧找出准确时间看:七点半了——还来得及!我秋风扫落叶般卷出门去,又开始在路上飞走,奇怪的是和我同路的学生三三两两散步一般悠哉地走,我心想这些家伙——等我一身热汗地赶到,发现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我问离上课还有多少时间,他们说,八点都不到——还有半个多小时呢。我哗哗地扇着风,大呼“上当”。

 

这还都是在补课时候的,马虎些就算了,等到开学正式上课了,我也知道谁在那儿掐表了——他们说看见那个人就得赶紧跑。可我终于还是迟到了,一个月不到我就迟到了两次,我跑了呀——刚到校门口,铃声就响了,我拔腿就跑,跑得那个叫卖力,那个把时间的冲我喊:“你迟到啦!”我挥舞着手臂说还不到一分钟呢,等我呼呼呼地奋力爬上楼,铃声已经停了,没用啦没用啦!然后那个把时间的就来和我打招呼安慰:“你今天早上迟到了,被扣了五块钱——不要紧啊!”我说:“怎么会不要紧呢?被扣钱还不要紧呀!”

  

上课种种

 

 

我经常散着头发,去上课自然也就散着。第一天上完课出来,遇上班主任,班主任是个温厚的大胡子,秃顶半边,把后边的头发留长了弯到前边来盖住头顶。胡子班主任对我说:“要把头发捆起来,学生都讲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胡子都走人了,我才恍悟过来,才知道还要有这个讲究。可后来我仍然没在意,还是没扎头发,胡子又说了:“你怎么‘含’(老)爱不捆头发!?”我笑笑地没说什么。回家来,告诉小杨,说那个大胡子班主任老和我头发过不去——说到人了,才知道胡子是小杨的同事旧好。小杨就脑子热了,马上打电话给胡子,嘻哈着说:“哥还好吗?你们班那个新来的英语老师是我婆娘叻——你没晓得是嘛……”然后我听见电话那边说:“她‘含’(老)爱没捆头发!我讲不信她,你讲讲她,看讲得信嘛……”当然,小杨也“讲不信”——小杨和我把他打趣了一阵,头发的事不了了之。

 

我有时也扎扎马尾,扎两天,又散着头发了。那天早上,我不清楚上课时间,去得太早了,就到办公室去,见大胡子正一个人在摆弄指南针,一个小磁铁旁边围了一圈小小的指南针,他自个儿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地嘀咕:“怎么不转呢?”见我,又说起头发来:“你怎地老没捆头发——哦,你没是师范毕业的,没晓得老师是没可以散起头发上课的——”我说:“那你怎么老不剃胡子呢?你把胡子剃了,我就把头发捆起来。”他说:“我是男人叻!”我说:“那我还是女人呢!”他说:“那没要这样种讲——‘哈子’(待会儿)学生听见没好……”我咕咕地笑起来。

 

后来他真把胡子给剃了,对我说:“这下你该把头发捆起来了吧!”

 

没教过学,觉得可以很友爱柔和地把所知道的教给学生,上课会比较圆满完成。我去试讲的头两节课,有听课的老师和校长,课上的气氛挺好,至少是安静的。后来我发现这实在是一种甜蜜短暂的假象,实际上是,大部分学生根本不上课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那儿是想上课的,课堂嘤嘤嗡嗡地很吵,而且二十几分的平均分,都是我没想到的。这些我都可以比较心平气和,令我感到难过悲哀的是,因为这个偏远的西部小城难得有标准的语音老师,我的普通话和英语学生们以前从没在老师身上听到过,所以听起来很新鲜,也因此有了作怪的资料,他们阴阳怪气地学我说话,于是一些整节课都期待着闹事的学生乘机笑起来,由于我的相对温和,他们不怕我,很放肆。

 

学生告诉我,说我不够凶,要打!——这么说还要学打人!?我不想生气,打人好像也打不来,骂吧——好像还要那种比较凶暴的样子,也做不来。我只好把桌子敲得邦邦响,可这只能维持一小会儿,过不了几分钟,就又开始猖狂地交头接耳,这样下去,估计我一个学期不知要敲坏多少根木棍。我打算好不让自己生气的,更不能发生被学生弄哭的“事件”——年轻的女老师抹着眼泪跑出教室的实在不少呢,据说前任曾被学生放垃圾进口袋,那是一个年轻和善的女孩,后来也被迫放下脸来。有个英语老师对学生的不学用了个比喻,说:“难得上得很——像卖老鼠药的!”我没买过老鼠药也没卖过老鼠药,迟钝地有些糊涂这个比方,只觉得很可怜,只好请教小杨同志,小杨说,老鼠药没人买,要死皮扒赖地兜售呀。

 

后来一个学生告诉小杨说她哥哥在我班上,她哥哥说我被班上的男生弄哭了。我有些吃惊,没响到会出这种谣言来。不知道是小女孩自己编的,还是她哥哥编的,也许把我弄哭一直是那班半大不小的人儿期待着发生的事情吧。

 

而我终于还是生气了,虽然不是勃然大怒,也算是挺生气的了。生气吧,还只是会敲桌子,不能够有什么重量级的表现,只是沉下脸来,厉声叫他们不要讲话。不利的是,我的嗓音细嫩(曾被夸张地评价为幼稚园的孩子),压都压不下去。知道嗓门小,只好大声讲课,还要发气呀,一天几节课满满当当地讲下来,有些声嘶力竭的感觉,回到家,话都不想说了。我觉得很累,有时候便不敲桌子也不说话,只静静地看,直到安静下来,可这种方式费时间,那些孩子已经很油滑了,对“以目示之”反应缓慢,他(她)在那儿正起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娱乐世界里,根本意识不到有眼光停在自己的脸上,直到旁边的早些“觉悟”的同学捅捅他(她),才如梦方醒。

 

有个班主任告诉我不要在学生面前笑——那我都笑了那么多了怎么办?据说要练就一副强有力的模样才能镇得住学生。我试着打过他们,用书本和竹条,也拧过耳朵,可能是因为我下手实在显不出什么可以怕的东西来,他们反倒嬉笑开了,被打的学生最后依然玩一样地把成绩弄出个怪样来,而且动手后我的心里都很难受,试了几次后,我不再动手了,凭他们在课上怎样,我都平静地把课讲下去,毕竟还有那么多是要上课的。

 

 

有些老师经过,看见课堂上某个学生的混乱举动,会进来给那学生一下,只要发生一个,那一节课就会是令人愉悦的安静。我觉得那老师是来打抱不平一般。特别有个班主任,几乎每节课都要来窗户外边转,学生说他公安局的一样,我心里很感激。

 

我曾尝试把课上得活泼些亲和些,哪里想到却捅了蜂窝。特别是六年级的英语,结果那节课乱了套,所有蠢蠢欲动的恐怖分子都醒来了,他们潜藏着的“活跃”在“活泼”的气氛里被忘情地召唤出来,我几乎收不住阵,有一个学生居然跑出教室外边去了,我看着画得一塌糊涂的黑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收起笑脸来,渐渐地不再会笑吟吟地走进教室,习惯了一到门口就马上收了脸,如果我稍微放开点笑,所有的平静马上就会升级,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可以发挥的细节把课引开到遥远的无聊去。比如语文老师上《沁园春•雪》里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解释“风流”除了诗里的意思,还有一种解释,那些平常不爱听课的忽然眼睛亮了,叫起来说:“流氓,烂仔!”然后企图把话题在这个释义上作为所欲为的延展。

 

胡子的班据说是年级里最那个(哪个?就是那个)的,我开始没觉得,还夸他们是我接手的这几个班当中最好的,可没过两天他们“凶相毕露”,我才明白这个“那个”的利害。我发现胡子班上有个行事很老练很有主人翁感觉的男学生根本不听课,不过他不吵,或者睡觉或者听耳机,也或者看看书做做题,再不然和“同桌的你”悄悄地说说话,虽然压根儿不学英语,但从不缺课(补课时缺个一二十人很正常)。有一次,他整节课都在捣鼓他的那个小火斗,最后斗里的炭终于不燃了,下课时,他不知用什么塑料引火,弄得一教室的烧胶臭味,我把他的火斗提到窗台上放着,他又没人事一样地提了进来。后来他去找了根破桌脚,碎成小片,又用这些小木片引起火来,到了上第二节课,他还是埋头专心生火,后来干脆把火斗提到桌子上来,用圆珠笔外套管子吹火,我实在没工夫管他,我看了他几眼,他平静地把火斗提到桌子底下,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火终于被他引燃了,小火苗在桌子下亮亮地跳跃。放学后,我看见他抽着烟在前边走,打扮和举止模样已经很成人了,烟抽得很老练。后来我知道,他是班长。上课时有个新词“Moniter”,我说有个学过的词也发这个音,他们都不能想起,我说“‘班长’,‘班长’也是这么说的”,这时我看见趴在桌上的他抬起头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询问地看着我。再后来再后来,我又听说到他的一些事。据说他换过八个学校,这期间在外边混了两年黑社会,浪子回头,想读书了,于是又回到学校里来,荣任班长。他不大管事,不过据说他要管起来的话,只要说一句:“我一大脚——”人家就不敢吱声了。

 

班长好像在谈恋爱,确实在恋爱,女孩子就是那个漂亮的“同桌的你”,不过后来他们不同桌了,但还同路同行。感觉上去,恋爱谈得宁静而淳朴,一些细节里看出班长挺能疼人;有时看见他们俩慢慢地走在绿草茵茵的田野上。班长学习挺上劲,虽然对英语依然一窍不通,英语他没法儿补,放弃了,别的科目要好,我常看见他在琢磨数学题或者物理题。调考后,班长的成绩比较突出,就被调离这个班了,于是他们不仅不同桌也不同班了,不过依然可以同行。

 

然后这个班的课越上到后来倒是越安静了。那些个大个儿的好象闹皮了,会自顾自地做些事,不吵的。有个最大个儿的,课上很安静的。有个下午,我看见他足足糊了两节课的桌子。他带了糨糊来,把地理图册一页页小心地撕下来,然后仔细地贴到桌面上,那个用心的模样实在难得,仿佛在做一件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马虎的事。我说那个同学在上手工课啊?说了几遍他一点儿都没听见,他的同学趁机哄哄地笑,他也丝毫意识不到,仍然埋头于他心爱的事业中,如入无人之境,真正当我们是空气了,我说:“别打扰他,他练功呢!不小心吓着他,要走火入魔了。”因为是最后一节的自习课,学生们苦着脸央求提前下课放他们回家,我指着那大个儿说:“等他把桌子糊好了就下课。”可大个儿到下课都还没糊完呢。

 

那些个小的却很不安定,班里有个外号叫“野猪”的男生,非常喜欢招惹是非,经常被好几个女生围着“邦邦”地打,颇有“群凤戏龙”的味道,虽然是女孩子,下手也并不是没滋味的,他却一点没被打得疼痛要求饶的意思。他被全班的女生都打过,因为非常经得打不怕痛,所以号称“野猪”——野猪皮厚嘛。野猪上课很不安定,一节课下来要窜七八道位置,并且爱讲话——所谓爱讲话就是爱招惹人。野猪还喜欢核对选择题答案,他对一道题怎么解答完全没有兴趣,却很在乎结果。所以虽然每次他都视英语卷子为天书,却都要问清楚答案,因为搞不清楚讲到哪儿了,他总要反复地问这个题那个题选的是什么。

  

 

新学期开始,我再去上课时,发现仅有的几个想上点课的学生已经不见了,又多了一些在课上聊天玩耍和闭目养神的。我仔细一核对,上个期末考在三十五分以上的都被调走了,两个“宝贝”五十多分的当然更是不在了。我看着这一伙“妖魔鬼怪”,不禁笑起来,有些悲壮的意思,我深吸一口气——上课了。

 

我问胡子这可如何是好,他说:“没得办法嘛!”

 

后来我知道这个班实际人数有一百多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普九”又找回来的任务学生,那二三十个常驻学生代表是这个班的元老。因为这种特殊性质,学校对这个班不做正常性的要求,科任老师基本上没有成绩的压力,同事一听我上这个班,都说,那个班好上。

 

我对学生这样麻木懒散的听课状态感到委屈,我不上课了,这样闭嘴坐了几节课后,班主任找我谈话了,问我怎么不上课,我说讲也没人听,他坚持说有人听,我坚持说没人听,然后他说没人听也要讲,铃声一响你就给我放喇叭。我就又开始讲课了,琢磨着怎么使他们能听懂些,愿意听些,因为基础的空洞,除了初一上学期的还留着些微薄的底子,估计后边的他们已经全军覆没了。我不可能从头再来,于他们也无用。虽然他们是被放在没有希望的角落,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有些小小的收获,于是我丢开课本给他们上日常用语,第一节课他们还挺新鲜,朗读也能出些像样的声音了,我心里暗暗感到高兴,却又很担心这种脆弱的一时之态,果然,三节课后,他们就又逐渐显露出力不从心的样子来,他们的耐心和毅力不堪一击,如果真要改变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学习,而是他们的精神。我只好放弃,又回到课本和复习卷上来,虽然那些英文字母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书。

 

我发现教室里偶尔会出现一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孩,脸相白嫩年轻,涂抹了年轻脸庞本不需要的色彩,呈现出大大超出年龄的神气。她大约半个月或一个月出现一次,坐在教室后排,很安静,在一个硬皮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或阅读流行杂志,也会跟旁边的男生嘀咕几声,并不像别的女生一样有暧昧嬉闹的样子。她有时也会抬头起来看我一下,有些若有所思的模样。她的金黄色的脑袋和鲜艳的脸庞,在那个后边堆着烂桌椅的教室里,显出突异的明灿。她是“普九”的任务学生,后来我听同事说,她十四岁就入社会做小姐了。

 

因为普九,老师们的工作量徒然增加了,特别是班主任,要照看好班上的学生,不准学生流失,当然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劝返回来的学生,不上课学习是肯定的,其顽劣程度,几乎不是老师用学校的教育手段能驾驭得了的,很大一部分同学以各种方式搅乱课堂,这令老师们很痛苦,我觉得上这些课的老师都要有些心理素质。有学生长时间没来学校,于是班主任去找,可是有的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了,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个多礼拜不见人影,老师找到家里去,妈妈也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孩子在骂了母亲是“婊子婆娘”后就一直没回家,妈妈说宁愿他死在外面。而那些没有父母的学生根本没有固定的住处,有个老师说用“时而”造句,就是“他时而住在婆家,时而住在舅家,时而不晓得住哪家”。

 

这些孩子有大量的闲余时间,闲余时间里他们不要读书,要娱乐,要抽烟,要玩,要打架。杨他们的学校是开放的,到了晚上,只要不下雨,小小的操场上就会聚着一小群人,都是大大小小的十几岁学生,亮红色的烟头闪在若明若暗里。或者男女俩人坐在乒乓球台上目中无人地亲密爱抚。

 

面对这些在最好的年纪里混沌度日的孩子,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听不进去什么了,和他们讲理由,像皮球一样被弹回来,有时甚至弹都弹不起来,换来的是他们嬉皮笑脸的对我的某个措辞的浅薄玩笑。枪顶脑门上他们也不会想要读书的,比如那个有个七十多岁爹爹的孩子,认真强硬地说:“要我去上学,我就去死。”再比如那个上课甚至站到桌子上跳来跳去的六年级孩子,对父亲说,他要去放牛,不要读书。书他们是读不好了,只希望他们在以后长长的日子里能有善良的原则。 

 

家庭生活 

 

 

我第一次到黎平,没和杨打招呼,直接就去了。杨没料到我会那么早来,结果屋子的修整刚进行了一半,我出乎意料地到了,于是我们就一起弄屋子。杨原来住楼上,现在要和二哥换楼下的房间,把废猪圈开出来做小院。我到的时候,猪圈已推掉,正被挖开,几个古老的大石头放在烂泥上,当踮脚用,旁边的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洗澡间刚建好,不过还没有门,也没有热水。我从那些石头上跳到洗澡间里,洗了个冷水澡。                             

 

然后我们自己刷油漆,粉墙壁,杨叫下午和老六来帮忙建了水池子,抹了小院的水泥地。下午高高瘦瘦的,吊眼皮,大嘴巴,脸上瘦而多皮,因此表情丰富,像卡通片人物。不知是他故意显出一些孩子气来迎合我,还是原本这就是他的性子,他总要弄出点活泼的表情和话语来,所以相比下,老六安静多了。

 

水泥还没干的时候,下午在池壁上认真地绣花一般地写了我和杨的名字,他的字和他的人长得一样,瘦长、多褶,字写得不好看,但总够上会写了,他还在两个名字中间还画了个心,下边注上年月日期。现在这个俗气的纪念还在上边,但水缸已经漏水了。下午和老六毕竟不是手艺人,小院的水泥地也裂了个大口子,杨隔三差五地从工地要些水泥来修修补补,现在拱成了个大包,至于漏水的池子,杨用补鞋胶补了补。

 

自来水是从山里的水库来的,水库不叫水库,叫江,因为离县城有五里路,所以叫五里江。五里江来的水内容很丰富,池底里会有线虫、蚯蚓、虾子,还有小青蛙等。这些大自然的小家伙千里迢迢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我们这儿来啦。

 

最后搬衣柜,直接从二楼是没法搬进来的,只好搬出大门去,搬进隔壁邻居家,再从隔壁家的菜园子接过来。六七个人蚂蚁一般,摇摇摇,磕磕碰碰,有惊无险地把那个衣柜弄进了小窝。

 

洗澡间的“热水器”也弄好了,热水器是一个大大的塑料桶,安根电热棒在里边,通了两根水管,一根上水,一根通到篷头。电热棒没有插头,两根赤裸裸的金属头的线,所以插座也是两根金属线,要热水时,就用那两根弯勾的线扣到插座上。这是件惊险的事,接线的时候,会起火花。后来,广州的老姚来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碰那儿,三分钟就把澡洗完了,慌慌忙忙地出来,说:“不行不行,你们这样不行!”估计他洗澡时一直提心吊胆地盯着那个赤身裸体的插座,可能还想到了不小心一头撞上烧成炭人的可怕模样。以后他打死也不进去洗澡了。

 

两个房间,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搁了个大石头做刷牙的踮脚,石头是从猪圈下边挖出来的,这儿原来是个坟墓,光绪年间的,这个大石头就是建墓用的,挖出的还有一块完整的墓碑和其他零碎的墓石,至于别的,珠子银子什么的——没有啦,坟墓是人家早刨过的。夏天的夜晚,可以坐在那块清朝的大石头上,看清朝的月亮和清朝的星星,杨坐在水池盖上拨吉他唱“唐朝”。月中的时候,在院子里可以看见月亮从远处的山上,一点一点地升起来,水银色的,圆满、优美。没有月亮的时候,就会有好多好多的星星,有时候星星是那么多,抬头一看,都要撒下来一般。虫子们热情地唱歌,整夜整夜地唱,歌声的丰富,给人的感觉和很多很多星星的时候一样,多得让人不安。

 

深夜的有些时候,四周人家静悄悄的,在院子里露天冲凉,池子里的水被太阳晒了一天,直接舀来冲,很适合的温度。头顶着高高的天空和美丽的星子,四周是不眠的虫子在歌唱,身体发肤在大自然的空气里,在夏夜的好风中,甚至能感觉到细胞的跳跃和伸展。

 

我回到学校后,杨说他在建厨房,我实在想不出我们那儿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腾出来再建设,杨告诉我就是挨着洗澡间的那个角落,噢,那个地方,一平方米还不到。来信里说着在砌灶台了,在贴瓷砖了,在做碗柜子了,两个礼拜后,厨房“竣工”了。杨说是个小厨房,小小,小小的,亮亮的,半露天的,雪花和雨丝可以飘到锅里——炒菜炖汤不用加水了。

 

我再来时,看见了我们的厨房,果然是个小小的厨房,有个小小的烟囱,还有小小的柴笼,小小的灶眼,以及小小的其他。我仿佛鲁滨逊到了小人国。

 

杨的学生来我们家看见了,回去告诉妈妈说,杨老师家的灶“嗯细个”(那么小),白白亮亮的,很干净。在她小小孩子的眼里,那一定是个过家家的好道具。杨老妈说它实在太小了做不成事情,杨说:“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们那鬼事——”杨老妈说:“我们‘麻雀虽大,没得(没有)五脏’。”说完咯咯地笑。

 

这个小麻雀倒也真是五脏俱全,不过呢,毕竟小了,能安放脏器的地方都安放上了,到处是钉钉,挂炒勺,挂漏勺,挂抹布,挂筷笼,挤挤挨挨,满满当当,那么点锅台还打了两个灶眼,安了两口小锅,上边的壁柜把整面墙占满了,也不知道杨从哪里七拼八凑来的木料,还在柜门上一本正经地安了把大锁,我说,小题大作了,杨说强盗会(黎平话里的强盗是专指晚上偷东西的,摸钱包的那种才叫小偷)翻墙进来什么都偷,院子的墙实在太好翻了。后来我虽然没亲身领教,也晓得了强盗确实什么都偷,饭锅、水桶、盆子以至碗碟筷子,“统统杀它个干干净净”。可我们的锁只认真地锁了两天,我发觉很上当,麻烦,强盗实在要来偷让他偷好了,不过强盗没来过,倒是经常有猫咪来光顾,厨房是开放的,没有门,猫咪晚上的时候来转转,就留下了许多爪子印。有时候装有排骨的菜篮子放在外边的房间,我们在里边的睡房看电视,没关门,再出来的时候,排骨就不翼而飞了,当然,是猫咪干的。

 

灶台有两个键盘那么大,下边的搁板用的就是挖出来的那块墓碑,墓碑有美丽的雕刻沿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归天后的家门,或者是个美女吧,用来作灶台,美女应该不见怪吧?灶台下柴笼的封壁用的是那些碎墓石。这样,空留下的地方刚好够一人转身和蹲坐下烧火,胖的恐怕就不行了。杨的一个胖胖的同事坚决不来我们家搞伙食,他说我们的袖珍厨房是在一个小弄弄里,灶孔还没有他的拳头大,搞不成。他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厨房,哈哈大笑,把手握成拳头,伸到灶孔前,说:“哈哈,进不去!”

 

 

 

每次从千里外迢迢地来,车子爬过山岭,经过养着许多狗的寨子,然后看到路两边密绿色的树林,再然后看到山城的人烟,我都会有心花怒放的感觉,见到了杨,看到了这里的山野田地和到处睡着跑着的狗。

 

刚从热闹纷繁的大城市里转来,一下子这么安静,听到的是邻居一些家常的无所谓的谈话、打骂孩子的声音、一日三餐准点响起的炒菜声,那频繁的炒菜做饭的动静使我觉得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做饭,仿佛生活最紧要的事就是烧饭做菜,然后吃完叮叮当当地洗碗刷盆。

 

这是些平安的、有灵气的日子,我好像很迷恋这种为心着想的生活样子。这样安详地不慌不忙地不怕浪费时间的日子,而在那些城市的人群和车流里穿行时,我感到是那样的不开心和没有着落。

 

因为居家,我有许多时间来煮饭烧菜,现在会烧地道的黎平家常菜,我觉得这边口味的菜好煮,浓重的辣味和香料能隐盖掉技术上的缺陷,也比较简单利索,不像清淡的闽菜,火候调味什么的,过水勾芡什么的,很麻烦,没有一定经验功底,烧出来的菜缺点彻底暴露,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了,没有挽回的余地,这边呢,把肉呀菜呀一切,往油锅里一倒,炒!不行的话,狠狠地一把辣椒撒下去,辣得不知天南地北,哪里还知道菜好吃不好吃,辣就好吃。.如果想偷懒,就吃火锅好了,不想麻烦的话,把五花肉和辣椒在油锅里一爆,加上水煮开来,尽可以一年四季用火锅解决。

 

春天的时候,蕨菜和笋子满山遍野,一挑挑地上街来,一块钱得三四把,炒着吃下火锅吃都很美味。我们自己也上山折蕨菜寻竹笋,毛竹笋分冬笋和春笋,冬笋比春笋好吃也更贵,不过我觉得春笋和咸菜一起水煮,调进辣椒,是我一直很留恋的美味。挖笋,对于初次经历的人来说,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看着那个藏身土地下的小小笋尖,把整个未知的身体暴露出来,这种感觉可以和挖藏宝坛子相媲美。而折采蕨菜,如果你不是把它当成任务来完成的话,就可以在珍贵的春光里感受一下烂漫无邪的意境。

 

蕨菜除了在当季吃鲜菜,许多人家都要买大量的鲜蕨菜用水煮了,晒干做成酸蕨菜和干蕨菜。天气多雨,所以晒蕨菜不是那么顺利,即便如此,这儿一年四季都不会断酸蕨菜。

 

天气再热起来的时候,就会有新鲜的红菇上市了,这是种非常美味的菌类,比较昂贵,福建也产,那多是南平山区,我在老家就很喜欢吃,特别是父亲煮的红菇挂面常常令我很怀念,不过吃的都是干菇,而在这儿吃到了新鲜的,真像猫尝到了鲜鱼一般,然后和老家朋友天花乱坠地大谈红菇炖土鸡的绝色鲜美,于是朋友头脑发热了,雄赳赳地说要来黎平吃红菇。

 

黎平人吃蔬菜很奢侈,喜欢掐尖儿掐苗吃,比如豌豆尖儿、南瓜尖儿、红薯尖儿,豌豆尖儿下火锅非常好吃,这些都是爬藤的尖芽儿,倒不会使我有想法,令我觉得和吃过的菜相异的是,这边的菡菜也吃小苗苗,我在家里很喜欢吃菡菜,我们那儿的菡菜都长得有半人高,然后用镰刀割了粗粗的杆儿,摘大叶子和芽尖儿吃,被割过后的菜株又会长出新的来,而这儿的菡菜才长到三四寸长就连根拔起,用稻草打了捆,摆上卖了,这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居然都不认识了。和菡菜一样,木耳菜也是不等长大就掐尖儿吃了,而我吃过的木耳菜都是摘大片大片的成熟叶子吃的,我母亲就喜欢在屋前院里种上些木耳菜,让它们爬藤,时常可以就近摘了叶子吃,过些时那些菜藤自然又会长出新的叶子来。还有萝卜菜,还没等它们长出点萝卜的小样子来,就被拔来下火锅里去了。南瓜也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采下来了。

 

当然,入乡随俗嘛,这边怎么吃我也就怎么吃了,何况这些小尖儿小苗儿的确更好吃。不过再随俗,我也吃不来折耳根,就是学名叫鱼腥草的根,一年四季都有这东西卖,各种香料蘸水凉拌里都有它的影子,令我很头疼,不然可以挎个小篮子握个小弯镰刀,到肥沃的荒地里去刨野草根。

 

不做饭的时候,我会画一些画。杨是美术老师,画水彩,颜料纸张都现成地摆在那儿,那年一个晴朗的冬天,我画了第一幅水彩,画出来很拙很拘束的模样,轻轻的不敢用颜色,潦草得像压了好几年的箱底。而杨说好,很真心实意地说好,我知道帮别人吹牛是他最拿手的,知道这个“好”里边水分太多了,不过,不管怎么着,听到耳朵里的终究是“好”,而且杨反复强调“确实好”“真的好”,还说出一些好的细节究竟来,我就被他吹得心痒了,于是临摹那种大色块铺开的水彩,很快就有些上瘾的感觉,晚上睡觉,眼睛一闭,就都是水彩画的模样。杨不教我怎么画,我也不讨教,是不懂讨教,因为不是功利的起点,所以不会去想方设法地琢磨,就自己在那儿瞎画。因为纯粹由于喜欢,并不苛求要怎样地去提高,没有质量技术的要求,并不讲究。

 

 

 

有时候我大半天都在看花,兰花开的晴朗天气里,满院子清冽幽玄的兰花香,我一盆盆地看过去,各种各样的色彩瓣形,能够静静地用许多时间细细地回味:看晶莹纯洁的花芯,看捧瓣优美的蚕蛾形状,看艳丽的彩色覆轮,看花枝招展的蝶化瓣子。

 

有时候我会好长时间地捉苍蝇,冷天里温暖晴朗的下午,许多苍蝇聚到温暖的木板上晒太阳,冬季的苍蝇比较呆,容易得手,一手扫过去,少一两只,多则五六只,握在拳头里,感觉得出苍蝇在里边攒动。捉苍蝇有三招,一种是悄悄地把手掌大概张开,然后很快地扫过去合拢手掌,苍蝇就被握在手里边了——这叫“手到擒来”;一种是把两只手掌放平,看准目标,“啪”地一下,把苍蝇拍在俩手掌里——这叫“一拍即合”;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张开手抓,常常就有苍蝇自个儿撞进来了——这叫“守株待兔”,三招都要求眼疾手快。我一般用第一招,第二招容易把苍蝇拍得粉身碎骨,不好,第三招较适用于飞得慢些的苍蝇,而第一招适用范围广,收获效果是最好的。捉到苍蝇后,少的话,用力直接摔到地上,使它们晕死过去,或者放进水里溺一溺,然后搅动水,让它们翅膀都沾上水,不过有的苍蝇会爬上岸逃走,还有的被捉的时候没受伤,一放开手就飞走了——那是命数很好的苍蝇,福大命大。这样,一些时间下来,盆里黑压压的一片,我把盆里的俘虏处理掉,大力洗手洗盆,游戏结束。

 

天气好的话,可以愉快地待在外边。春夏时节的金银花,秋天的野菊花,采了来,晾在房间的方桌子上,屋子里清香迷漫。蜜蜂很快就知道消息了,三三两两地到房间里来采蜜,发出嘤嘤嗡嗡的声音,来来去去,忙得不得了。我站在桌子边,可以清楚地看它们怎样钻到花里去,把花粉弄下来,背到背上去,驮着飞走了。晾好的花,拿烧开的山泉水泡了喝,味道非常好。山泉的水眼在县城周围就有,夏天一般都是喝泉水,提了温水瓶,穿过一大片田野,走十几分钟的田埂就到山脚下的泉眼了,把泉水装在水瓶里保温。县城旁边的南泉山上有一眼非常好的山泉,常有人提了壶上山灌水。我们从未去提过,实在是太远了。

 

有狗的时候,我常带了狗去遛山,沿着县城边山上的那条水道从山这边走到那边,有一小片开阔的草地,可以高高远远地看见县城。我久久地坐在草地上,看阳光下漫山遍野柔曼多姿的芭芒花和错落在木房子间的金黄树木。两只狗在一边尽情地戏耍、追逐、打滚,一不小心险些掉下坡去,被吓了一吓,安静一会儿,过一小会儿又疯狂地厮咬起来。玩累了,俩狗就挤在一起睡了,小的比较赖皮,喜欢整个儿地趴到大的身上,大的宽厚慈爱,就让它那么压着,它们俩睡得非常甜美,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它们的梦乡里。

 

因为许多时间都呆在家里边,所有的活动都是自己一个人,充其量是和杨两个人,和邻居几乎都不接触,有人对杨说:“你媳妇好难看(脸皮薄,不好意思)。”居家的女人们在街边晒太阳打毛线拉家常,或者邀了打麻将打牌,我在这些活动之外,在她们的圈子之外,她们估计也把我算在有些奇怪的异类里了,而由于我是很远的外乡人,又是这边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大学生,他们或许是认可这种异处的,觉得我的不同不与人接近是理所当然的。想来我可能常在她们的家常闲说里边,后来听杨说起的一些话头来,果然是把我拿来说了,也不知道是怎样说的,说成什么模样了,又是猜想到了怎样的细节。

 

也做点针线活——好像有些夸大其辞了,其实也就是一点心血来潮。小杨喜欢刮光脑袋,一入冬就嚷嚷着要剃光头,要我织帽子。我买了中粗的藏青色毛线来,两针上两针下地织成一个筒,把其中的一头捆束了,翻转过来,就可以了。可没多久,勤劳的小杨同志把帽子丢山上了。这回,他要我多织些帽子,并且想要一顶红帽子。我谨遵夫命,去买了红、黑、蓝三种毛线,日夜奋战(有吹牛的嫌疑),织成了三个筒筒:一个净红色,一个天蓝镶黑和一个藏蓝镶黑,把筒底一捆,三顶帽子,成了。然后我又用黑色和土黄色的旧毛线织了两个,这样,小杨就有五个帽子了,尽够他戴的了,不过可能不够他丢。结果,那顶红色的,他一次没戴过,两顶蓝的,他嫌太薄太短(我想着细毛线织出来更好看才吃力不讨好地用细针细线),没戴几次,另外两顶旧的,他说不好看,然后他不再对我织的帽子感兴趣,他说想去买帽子了,说已经看中了一顶,却总不见去买,后来他忽然有一天想起了那顶帽子,我们就一起到那店里去,结果帽子早已经卖掉了。再后来,他的头发长长,关于帽子,也不了了之。我织的那些帽子都拆了,拿来打成拖鞋。

 

有时我自己也会脑子发热,去百货商店买一块钱一尺的大花棉布,拿回来做成枕套,我不会踩缝纫机,只好用手一针针地缝。睡房里的小窗帘长斑了,只好换下来,把小杨烧了个洞的那个被套拆了,裁了重新缝一块挂上,也差不多了。也自己缝睡衣睡裤,不过一次没穿过,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我当送婆 

 

 

杨的大哥的女儿要出嫁,要找两个“送婆”,就是送新娘子出嫁的人,得一个是母亲的姐妹或嫂子弟媳,即姨、姨妈或舅妈,一个是父亲的姐妹或嫂子弟媳,即姑姑、姑妈或婶婶。侄女有好几个姨,母方的送婆不仅有了,还过剩,可以挑着用,可杨没有姐妹,侄女没有姑姑,那就用婶婶吧,可是俩婶婶都是没过门儿的准婶婶,不算的,可终究得有送婆呀,于是就让我去,我说干吗不让二哥的那个去,据说二哥的那个是怎么都不肯去的,说是“没好看”(不好意思),我不懂这些事理,让我去就去吧,也瞧瞧这当送婆是怎么回事。

 

侄女叫我“么妈”。黎平话里“么”读“满”,婶婶不叫婶婶,叫叔妈,杨是最小的,侄女称他“么叔”,但都不叫“么叔”,叫“么么”,两个字都读第三声,所以我是最小的叔妈,即蛮叔妈,简称为“么妈”——这样听起来像是小妈的意思了。

 

杨大哥住在老家苗冲,苗冲是个城关镇属的村子,离县城十里山路,一般要步行或走马车,当然现在也走汽车和摩托了,但还是常用前者。我就是要去那儿当送婆,令我有些沮丧的是,侄女嫁在本村,而且夫家就在她家的后坎上,简直像从厨房嫁到客厅,我遗憾地不能体会那种迢迢送亲、乍看新郎的滋味,这么近,送婆的作用大打折扣,我一门心思怀想坐在装有红色新娘的马车上翻山越岭的悲壮情调也不能实现。

 

办酒的许多菜件,能做的都自己做了,酒宴的大厨是村子里烧菜最好吃的,杨说是他的侄子,侄子三十多近四十岁,已经是外公了,这样,杨就应该是太公,那我也就是太婆了——我居然是“太”辈人物!

 

大厨虽然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这种场面还是应付得绰绰有余,我看他熟练利落地把那些五花肉一道道地炸成了金黄色,然后嗒嗒嗒几下切成了薄片,这是放进那个什锦肉汤里的,那个什锦汤并不是什么讲究的大菜,但我很喜欢,里边有炖肉片、炸肉片、炸豆腐片、海带、冬菇、笋片和胡萝卜片,不知是那里的菜料好还是大厨弄得好,我觉得这个汤菜那次吃的最好吃,我因此回家试着做过,却不能做出那么好的来。

 

我要在苗冲住下,因为紧接着新娘要嫁出了,大冷天的来来去去不方便。大哥家里睡不下,我被带到表哥那儿和表嫂一起睡。我们进去时,表哥还没睡,正坐在火塘边抽旱烟,不苟言笑的样子。火塘里烧着柴火,窜出大大小小的火焰来,很暖和。表哥掀了下鼻子,一把抹在裤脚上,磕了烟斗,去睡觉了。。

 

表嫂是个勤劳温和的人,比表哥大一些岁数,她和我说起这个时,有些感激而满足地表示表哥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她说话和缓,很爱笑,一副好脾性的模样,她说年轻时她还要爱笑:看见微风吹着树叶子轻轻地动,她就不自禁地笑起来了——她的这个充满天真诗意的描述令我有些感动和惊讶,在她经年劳作的粗糙里居然有这么细腻无邪的情感。后来我在她女儿的口中听到了一模一样的话,她女儿也非常爱笑,从她女儿的情态里,大致可以拟想出她“年轻时还要爱笑”的模样,只是一直没机会看到风吹树叶子招惹出的笑,那,应该很令人心动的。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这天要做的事情是订被子,被子要由送婆亲手订,陪嫁的新被子,雪白的棉胎,红艳艳喜气的缎子面,一共有八床。我没订过被子,不过这没什么难的,虽然和心灵手巧相差甚远,我相信自己还是有一点女红天分的,即使要我绣花,吹吹牛也能拿下。

 

我和侄女她姨采取“甲火车和乙火车相向而行,多长时间相遇”的方式你来我去地弄完了八床被子。接着要准备一些礼节规矩,比如什么时候递红包,比如席上怎样表现。我不清楚这些东西,随他们去讨论安排好了,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怎么做,像节目彩排一样。

 

接下来的早上我依然醒得很早。侄女的房间空乱,人还没走,就已经是人去楼空的感觉了。侄女坐在床边上打扮,头式是昨天去县城里梳来的,估计昨晚没怎么睡,头发样子还很齐整。

 

迎亲的人几步路就从上坎下来了,鞭炮声响得我耳鸣了半分钟,堂屋里满是炮烟、炮屑,和浓浓的火硝味。新娘的妹妹一副泼辣强横的样子在那儿领头挡亲,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终于放行,然后新娘要拜别亲人了,祖母引着新娘一气跪拜,父亲母亲舅舅叔叔姨妈婶娘,最后祖母涕泪交加地牵着涕泪交加的新娘到我跟前来行礼,说:“这是你的么妈——”新娘满面泪水地在我跟前一跪,“么妈”地一声喊,一弯拜——从未受过这样的大礼,我有些不知所措,不能表现出那种长辈受礼的风度来,然而我的眼泪却被招出来了,虽然新娘看起来已哭拜得有些糊涂了,好像都不知道跟前是谁了。

 

大家泪水涟涟地告别,新娘被领出门来,堂屋里一下子冷清凌乱得令人觉得萧条,这是出嫁女儿的心酸处,无在乎远近。

 

 

 

我和侄女她姨护卫一样跟在新娘后边,几步路就到门口了,我们俩送婆被领到房间里坐,新娘和新郎就在堂屋里拜堂起来了,我想去看看,不过看另个送婆拘礼地坐着没动静,我也不好乱跑乱窜没个长辈样子,只好也坐着。马上有亲家的小童送水来请送婆洗脸,亮颜亮彩的唐瓷新盆子,水红的新毛巾,热乎的水,这是送婆进屋的第一道礼,一路辛苦,乍到洗尘之意。接着端上茶和果盘来,送婆吃茶,过一会儿就端上粉来请送婆“过早”(吃早饭)了,过早后接着吃茶果,这时候就有厨房师傅来订门帘了,厨房师傅订门帘时口中要念诵祝词,祝词的内容因人而异,好才学的厨师能说一口好文采的祝词,在以前差不离都是祝愿多子多福的,大约是这么说的:门帘门帘,先订左边,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不过现在可不敢生这么多个了,要再这么说,那不咒人家嘛,只听那厨师是说:“门帘门帘,先钉左边,计划生育搞得好,一男一女,文武状元。”(少数民族可以生两个)那打头我怎么听怎么像《怪物史莱克》里的法奎对着镜子说:“Miror,miror……”钉完门帘的师傅过来要烟,按规矩我们准备了一条烟,可那师傅还要,并且有进行到底的意思,我脸子薄嘴巴笨,那个送婆也不是泼辣果断的人,所以啾嚓了好一会儿,我较真地急得不知该怎么了解,最后终于是新郎送烟来收场,说其实这是“闹洋”(开玩笑)。我大有唐僧被蜘蛛女精捉了去的感觉,幸好孙悟空前来打妖解救。

 

中午的酒宴,我们这一桌,送婆理所当然地被安在席首,陪席的都是左亲右邻的老少婆娘。这种酒宴是最令人难受的,还好这些个婆娘倒是有些大咧有趣,她们泼辣粗俗又逗趣的话,多少缓和了点这种难受,可我总不能听全她们所说事的来由,只能听得几句片段。其中有一个直接把这酒宴叫做“××酒”,用很平静利落的语调说出来。

 

不过接下来的行酒对歌可真是烦透我了,虽然她们知道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喝酒,权当我是个摆设,并不勉强我。可这没完没了的酒歌大大拉长了酒宴的时间,而且那歌的调子只有一句,就是家里杨老爸妈他们每天狂听的山歌调子,那个整天整天反复的要使人弄疯的调子。酒令歌里唱着,夸着,谢着,用的是大胆的夸张和想象:“高楼大厦遮盖人”、“中间摆的龙凤碗,金盏玉壶两边放”、“提起你那银筷子来斟菜,尝尝你那珍珠海味的汤”,她们在假想被请进皇宫里去吃酒了。除了这些幻想,她们也说客气话,比如“我想杀猪猪又小,猪崽的肉又臭腥”——小猪的肉怎么会臭腥?烤乳猪不是很美味吗?我没心思再听下去,只等着撤席,可是撤席没多久接着就是晚上的酒宴了,这种不歇的吃,开始让我害怕了,不过因为要闹洞房,晚宴简练了些。

 

结果,晚上的闹洞房却变成了闹送婆, 他们对我的兴趣远在新娘之上,新娘和新郎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而对我却充满了新奇。我的举动、说话、来历、模样在他们眼里那么不同,如果作为一个偶然来一下的也新鲜好奇那么一下罢了,而我居然以送婆的身份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得以这么近距离地、有充足理由地和我说话。在他们眼里我是极尽温柔和美好的,因为他们把礼貌、端正、平和以及所有的好感觉都叫做温柔,他们的婆娘是不会有这样的措辞和说话声气的,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福建的女人很温柔,贵州的女人很“恶”(凶),刚好有个婆娘粗声大气地来骂丈夫回家,那个丈夫说:“你看——我还要被她打呢。”

 

然后他们不停地向我讨烟吃,我对这眼看要持续好久的笑闹坚持不住,赶紧找借口开脱,幸好又有孙悟空新郎来帮忙。

 

上床睡觉时,有人送热水来,热情洋溢地请送婆洗脚,同样崭新的盆子和毛巾。把脚泡在热乎乎的水里,在这大山中冷湿的夜里,送婆当了这么久,第一当儿这么觉着自在,从未被这么毕恭毕敬地让人伺候过,也算是受那些罪的一点补偿吧。

 

本来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却被告知送婆要在亲家住上三天,这三天里不停地吃酒席,唱对歌。我顿知上当,后悔当初没坚决回绝,还当成美差来了。弄得这样度日如年,我倒是想什么都不说直接回家去了,可如果送婆莫名其妙逃跑了,多新鲜事,侄女和大哥脸上肯定很过不去,中国人爱面子,中国农村里更爱面子,我再不懂事,也不能图一时心里痛快坏了人家长久的礼数脸面,好在我还算是个耐性好的乖孩子。亲家这边是热情苦意留人,我又找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来说服人家,只好在那儿挨着,想想三天也不长,好歹做个象样的有始有终的送婆,只好天天在那儿席首上坐着,看她们百玩不厌地对酒歌。

 

我的表现被那些姑奶奶姨婆婆们给我打了个高分,说我做得很好,虽然不懂也不会,但这么多天来安静笑笑地坐着接礼行酒,这让我想起我在福州一家出版社做责编时,主编也“夸”我“坐功”很好,这大概是好一个木头人儿的意思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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