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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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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7-04  来源:侗乡网  作者:韩鸿毅  录入:杨秀银  


 

 

黎平古城建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初为五开卫城,由明征虏将军周骥建土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指挥使姜瞻改建为石城。明宣德十年(1434年)黎平府自黎平官团迁治于卫城内,从此黎平府卫同城。黎平古城城亘周长1224.8丈,高2.1丈。绕城筑有壕沟,壕沟周长1234丈,宽3.3丈,深1.3丈。开辟四座城门:东为迎恩门、西为镇夷门、南为和阳门、北为宁远门,城门上建有城楼,城楼高5丈。城墙上设有五座炮台,从东至南设有炮台三座,从南至西、从西至东各设有一座、炮台高4丈。明王朝时期城内设前、后、左、右、中五所,清朝时期城内分布八保、十三厢,分别为商民经商居住和军队驻防之区域。设有东门市、新市、长安市三个市场。清光绪年间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易名为:清阳门、永宁门、迎熏门、拱辰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辟新东门,名为中湘门。黎平古城建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特征。本文主要从儒、道、释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儒家文化倡导“仁”,主张“礼”,提倡仁礼一体。主要思想为礼制思想、“仁”学思想、中庸思想等。儒家礼制思想的内核主要是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思想,提倡君惠丞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从而实现君君、丞丞、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礼记.经解》道:“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如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家室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儒家思想把“仁”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提出把“仁”作为“礼”的内容,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克己复礼为仁”,形成了以“仁” 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具体包括孝、弟、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中庸思想提倡“和而不同”、“致中和”和“中立不倚”,要求“执两用中”,也就是把持两端追求“中立”的实现。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当然建筑也不例外。

 

(一)、礼制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1. 礼制思想对黎平古城的规划布局的影响。黎平古城地处山地,城内规划布局虽算不上规整,但中心突出、主次分明、分区合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受礼制思想的影响,黎平古城以黎平府衙为中心,明朝分设前、后、左、右、中等五所于四周,清朝黎平古城的规划布局则是“为保者八,商民居之;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为次,为厢者一十有三,戍卒居之。东隅厢、后街厢、庆远厢并在城东;正南厢,土人呼为向家坡,南隅厢,土人呼为鼓楼坡,钟鼓厢,并在城南;得胜厢、三牌楼厢,并中央水并厢,在城东南;广运厢在城北,正西厢在城西,清平厢在城东北,迎恩厢在城东门外。”(《开泰县志.城郭志》)突出以政权为中心,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礼制思想中的等级制度。

 

2. 在礼制思想影响下黎平古城出现了等级建筑。阮籍《乐论》云:“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儒家的礼制思想在物质方面的表现有着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在建筑上主要体现在屋顶形制按等级高低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房屋的开间按等级高低依次分为:九、七、五、三的开间;台基的形式按等级高低依次为:多层须弥座、须弥座、方形台基;台阶的级数按等级高低依次为:九、七、五、三级,“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里的堂就是指台阶;建筑的色彩分级为:黄色为最高等级颜色,只能皇宫使用;红色等级次之,四品以上官员府邸使用;黑色一般官员和民居使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制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随意僭越的。黎平文庙大成殿为黎平古城中最高等级的建筑,屋顶形式为歇山顶,面阔五间,建于方形台基之上,台阶七级,台阶中部设有丹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重葺时改丹墀为石阶,建筑色彩为红色。古城内其他建筑多为悬山顶、硬山顶,黎平府衙建筑早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不复存在,但按照中国古建筑等级制推测其屋顶形式应为悬山顶或硬山顶,开间为五间,其屋顶形式和开间绝不可能僭越大成殿的建筑形制。

 

3. 在礼制思想影响下黎平古城出现了礼制建筑,即祭祀、纪念建筑。如学宫、文庙、祠堂、牌坊等。

 

学宫是地方官办学校,兼具传道和祭祀的功能。黎平学宫建于明正统十五年(1449年),据《黎平府志》记载:“黎平府学宫:大成殿五间,露台一座,东西庑各五间,戟门五间,棂星门一座,名宦祠三间,乡贤祠三间,更衣亭二间,忠义孝弟祠三间,泮宫坊一座,照壁一座,泮池一口,崇圣祠五间,大门一座,文昌阁一座,二贤祠五间,明伦堂三间,左右斋房三间,礼门义路坊二座,贤关圣域坊二座。”整个学宫采用“左学右庙”布局,这种布局出现于南宋时期,孔子为殷人后,殷制尚右,因此将文庙布局在右。整个文庙建筑在水平状态上呈递进式向纵深布局,第一进建筑为照壁和礼门义路。文庙的照壁,又称“万仞宫墙”,其名出自《论语》,用以形容孔子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论语.子张》记载:“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照壁两侧入口各设牌坊一座,礼门牌坊居左,义路牌坊居右,牌坊外分别镶有“德配天地”和“道冠古今”的门额,坊内分别书“圣域”、“贤关”。第二进建筑为棂星门。棂星门是以天上文星棂星命名之门,意喻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象征孔子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第三进建筑为戟门即大成门。戟门又称仪门,古代帝王外出“设戟于门,故谓之戟门”, 引申指显贵显赫之地。大成门左侧为名宦祠,右侧为乡贤祠,名宦祠祀为官清廉、政绩显著、惠泽于民的官员。乡贤祠祀地方品德高尚、受人尊重之士。第四进建筑为大成殿。大成殿为文庙正殿,名称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大成殿主祀先师圣人孔子,配祀四配、从祀十二哲。四配即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二哲为孔子十二名弟子。第五进建筑为崇圣祠,祀孔子父母。文庙左面建有明伦堂、文昌阁。明伦堂为讲学传道的场所,取名“明伦”,意喻宣明伦理政教之处。文昌阁即尊经阁,因入祀文昌魁星于内而名文昌阁。二贤祠祀王昌龄、陆洙。学宫前面为泮池,泮池为一半月形水池,意为“泮宫之池”,是学宫的标志。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五经能义》)。泮池上一般建有石桥,或拱或平,被称为泮桥。科举考试时,学生过桥步入文庙祀拜孔子,称为“入泮”。

 

祠堂分为名人纪念祠和家族祠堂,如祭祀何腾蛟的何公祠、祭祀董三谟的董公祠等皆为名人纪念祠,家祠则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家族为了抬高门第之风,凝聚族人,共同祭祀和议事的场所。黎平古城内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巷子,其命名的来由基本都是因为该巷子曾经是这一姓氏家祠的所在地。如马家巷、刘家巷等。

 

牌坊是一种特殊的建筑,从物质层面来讲它没有具体的实用功能,但从精神层面来讲它却具有纪念、旌表的意义。如名人坊、节孝坊、百岁访等。黎平古城内曾经牌坊众多,忠湘街(今平街)上更可以用牌坊林立来形容。如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知府沈乐善为纪念何腾蛟而建的一代伟人坊,为纪念明吏部郎中周大谟而建的司徒大夫坊等。

 

(二)、宗法伦理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它是以宗族为本位,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以维系伦理秩序为目的的一种社会制度。宗法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黎平古城传统民居的建筑布局和功能。古城内众多的明清四合院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建筑形态:正屋布局在整个院落的主体位置,厢房分布在正屋两侧,倒屋则位于正屋正下方并靠近庭院大门。正屋的台基均高于厢房和倒屋的地基,需拾阶而上,正屋的开间和层数多于其他建筑。正屋的中间空间为厅堂,这里是整个院落的中心,是最重要的地方,既是举行婚嫁、祭祀等纪念活动的场所,也具有会客、宴请宾客的功能,厅堂两侧为卧室,祖辈、父辈居之,祖居左,父居右,子女居厢房,长居左,次居右,下人居倒屋。整个院落的布局和建筑都严谨地遵循着传统的“门堂之制”的要求,“以平面的‘出入躲闪’和立面的‘高低错落’来张显和维系封建家庭的纲常伦理和家族秩序”。

 

(三)、中庸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儒家的中庸思想中的“中”是指中正、中和,“庸”是指平常、不变。“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中正适度的思想对于古代中国精神领域的影响无所不在,对古代建筑的影响同样十分的巨大。中庸思想对古代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持中正、讲究对称和平衡上。由于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黎平古城建筑无论是府衙、学宫、书院等官方建筑,还是会馆、庭院等民间建筑都严格按照对称、平衡和合围的规制进行布局和建设,彰显出中正、内敛和含蓄的建筑风格。每组建筑都通过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将各个单体建筑组织和串联得井然有序、互为呼应。如黎平府衙建筑群的中轴线为:照壁--门楼--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东辕门与西辕门、吏户礼与工刑兵等单体建筑分别按左右对称进行平衡布局的。

 

二、道家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道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一画开天,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形成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强调一切社会和人类的行为都应遵循自然法则。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老子、文子、庄子等。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为而不争,倡导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不能与之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等,这些都是道家思想的经典名言,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

 

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向往山水之美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敬重自然、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黎平古城不少建筑从选址到营造都很注重环境的选择和对自然的保护。如西崖精舍、南屏大舍、黎阳书院等书院都选址在环境清幽、南风习习的城南或西南。学宫、贡院等公用建筑和庭院等民用建筑都采取适应自然、因地就势的方式进行建设,避免大开大挖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这也体现了道家提倡节俭,倡导“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

 

(二)、师法自然、掇山理水、植入自然,丰富建筑组群空间,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意境。两湖会馆是黎平仅存至今的唯一会馆,会馆占地并不宽阔,但就是在这一方略显狭窄的空间内却凿出一汪水域,并在水中堆出一兀小山,配以亭榭桥廊和花草树木,遂成雅致之园林。对于客居黎平的两湖子弟们来说,这一汪水域就是他们心中的洞庭湖,那一兀小山即是他们梦中的君山。通过移天缩地的手法将千里之外的家乡山水移入园中,天然之趣和思乡之情溢于这宛若天开的山水之间。在这里李渔先生“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的词句得到了贴切的诠释。柔美的“洞庭湖”与严谨的“禹王宫”形成了柔与硬的对比,为紧凑而略显拘谨的两湖会馆平添了几许灵动的自然之美。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向往山水之美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此,在府衙、祠堂、民居庭院之中均有体现。座落于翘街的周氏宗祠在狭小的天井中凿有一方长方形水井,天井两端靠山墙处置石成山并植满树木,让这座宣扬宗法伦理、维系等级秩序的建筑增添了不少自然中的自由和生机。黎平古城中的民居一般都呈三进布局,进与进之间围合成天井,第三进后的空间为后花园,这些天井和后花园就是主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舒展才情、表达心志的最佳空间。古人“天地入吾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正是这种意境最诗情画意的表达。

 

(三)、崇尚自然、怡情山水,影响到建筑装饰的主题内容。黎平古城建筑主要是采取木雕、石雕和壁画等方式进行装饰,雕刻一般是以花草树木为主题,壁画通常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这些装饰无不体现出道家崇尚自然、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

 

三、佛教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佛教本为外来宗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迦毗罗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大约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传入内地的为大乘佛教,传入西藏的为密教,称为藏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汉地佛教出现了八大宗派,分别为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其中禅宗是中国本土僧人独创的中土佛教。佛教自传入我国后由于一些教义与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相抵触,由此受到了强硬的抵触和猛烈的抨击,为了生存和发展,佛教逐渐吸纳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自然观,经过六百多年的碰撞、消化、吸收与交融,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终于转变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佛法要旨在于戒、定、慧三学,提倡戒孝合一。戒就是要收身束心,定就是要专注凝神,慧就是了知一切事物。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到了宋代佛教逐渐衰落,面临儒道思想的冲击与威胁,佛教再次与儒道调和,至此儒、道、释三家思想开始相互吸收、互为交融,以至在宋、元、明、清时代出现了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道教全真派创立者王重阳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重阳全真集》)正是对这一文化景象的描述。

 

佛教以及三教融合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丰富了黎平古城建筑类型。塔是佛教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论渊源塔源于古印度的窣堵坡,梵文为stupa,原意指坟冢,是存放圣者舍利的纪念性建筑。整个建筑分为三部分:最下部分为呈圆形的塔基,中间部分为呈半球形的覆钵,最上部分为呈方形的平台,平台四周围以石栏,中央立三层伞盖。佛教传入中土后与儒道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在建筑的表现上也随之出现了融合。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可见汉朝的佛塔就是中国楼阁与古印度窣堵坡的叠加。随着文化的深入交流融合和朝代的演进,塔下部楼阁部分的体量逐步增大,上部窣堵坡部分的覆钵、露盘、宝珠逐渐缩小渐而演化为置于塔顶的塔刹,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塔。塔最初都建于佛教寺院内,并位于寺院中心位置,但随着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塔的中心地位逐渐被殿堂所取代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塔不再是单纯的佛塔,其类型和作用却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风水塔、文峰塔等等。黎平的寺院大致都建于明清时期,所以寺院内已见不到塔的踪影,但风水塔、文峰塔等塔形就此在黎平出现,黎平古城建筑类型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黎平北塔建于明崇祯年间,清嘉庆年间重修。明朝时期黎平郡人赵邦琦《北塔碑记》中描述了修建黎平北塔的目的:“迩来人文浸昌,说者谓诸方山环水聚,所欠者,城北水口稍疏耳。盖北地不称其三陲则泄,三方尽流于北郛则决,泄且决,则形不无待于补天之神手也。”可见黎平北塔就是一座风水塔,修建北塔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黎平古城北部的风水形势之不足的。

 

(二)、影响了黎平古城宗教建筑的平面布局。由于受三教融合文化的影响,黎平古城宗教建筑出现了三教建筑交融共处的建筑布局。黎平南泉山寺建于明初,毁于兵乱,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黎靖参将李思忠倡捐重建,清朝嘉庆年重修。据《黎平府志》记载,南泉山寺依山势分三层布局建造,第一层为大佛殿、夕佳阁;第二层为灵官殿、天香阁(天香书院)、翠微亭;第三层为宝顶庵。大佛殿为佛教建筑,其中的大雄宝殿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两侧立众罗汉像。大雄宝殿前供奉的应该是弥勒佛,弥勒佛为未来佛,中国寺院常以“布袋和尚”外形塑造弥勒佛形象,端坐寺内、面向大门,笑口常开、喜迎香客。灵官殿为道教建筑,供奉的是道教诸多护法神中地位最高的王灵官。天香阁又名天香书院,书院内设有专用建筑供奉圣人孔子。由此可见南泉山寺不是一座单纯的佛教寺院,它同时还汇聚了儒家和道家的建筑文化,是三教融合的历史见证。

 

(三)、充实了黎平古城建筑的装饰艺术。须弥座乃佛座,名于佛教的圣山须弥山,也叫“妙高”、“善积”。 须弥山在佛教中象征梵净世界,以须弥为座更体现佛之宏大、崇高。随着三教的融合须弥座被普遍用于儒、道、释各类建筑和塑像的基座。黎平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的孔子像所用基座即为须弥座,上、下枋和束腰部分雕刻卷草纹、莲瓣纹。殿前出廊两侧廊门为拱卷式,廊门上方的廊墙上塑八仙像。“八仙过海”为道家文化题材,在此用于儒家建筑的装饰,这也是三教融合的体现。

 

四、阴阳五行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阴阳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矛盾统一的阴与阳相互作用下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阴与阳相互独立,又互为包容。“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曰:“易者,阴阳之道也。爻者,阴阳之物也。卦者,阴阳之动也。”《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五行思想认为世界所有物质都是由水、木、火、土、金五种基本元素组成的,这五种基本元素即谓“五行”,五行共生共存,又相互制约。共生是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制约是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阴阳五行思想在古建筑的主要表现主要体现在方位、数字、色彩和季节等方面,如东为阳、西为阴、南为阳、北为阴;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东为青、西为白、南为赤、北为黑,中为黄;东为春、西为秋、南为夏、北为冬等。

 

阴阳五行思想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黎平古城城址及建筑选址的影响。《汉书.晁错传》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建城选址的原则:“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其中把“负阴抱阳”、“阴阳合德”作为了古代选址建城第一原则。黎平古城“五龙盘绕,双凤翱翔,石井层叠以腾辉,河流环曲以毓秀,增冀北之藩篱,屹黔南之保障。群峰插汉,雄峙东南,翠嶂旋云,秀凝西北,五星各居其所,九曲聿绕其垣,桥自天生,门开地轴。”(《黎平府志》)城址依山伴水、山环水抱,合乎“负阴抱阳”、“刚柔有体”的选址要求,可见黎平古城完全是按照阴阳五行思想进行选址的。黎平古城城墙四方城门是按照古代“四象”方位进行设置的。四象是由五行思想中五方五色演变而来,用来表示东、西、南、北四方的星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红)、北玄武(黑)。城内分布着按五行五色命名的青龙、白龙、赤龙、黑龙、黄龙五座天然山丘。由于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黎平古城无论是官府建筑还是民间建筑都十分讲究选址。明宣德十年黎平府衙从官团迁入卫城时最初建于城西,后因坐向不符,明弘治八年再次迁建于五行五色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黄龙山。黎平学宫则建于黄龙山之最高处。《黎平府志》有记载:“正统十五年,卜圣宫与城南,不吉,始建于黄龙山之首,即今庙址。”“西门坡文笔塔,嘉庆二十五年建,后以方位不利废。”如今位于二郎坡脚的胡氏宅院(现黎平会议会址)第二进院门的门楹上仍有这样一副对联:传家自有藏书乐,卜宅何嫌近市居。“卜宅”就是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堪舆之术选择符合人居意愿的环境。然而在实际中所选中的环境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要求相比难免在某些方面存有欠缺,因此这就需要有能弥补欠缺的建筑出现,以满足所选环境和心理层面的平衡,这类建筑都需严格地按照阴阳五行思想进行规划建设。《黎平府志》对黎平古城选址环境和建筑中的欠缺亦有描述:“所欠者,城北水口稍疏耳。”“一曰地形之下陷也,病在北峰之不秀,……一曰黉序之左陷也,病在尊经之无阁”。“水口”系从“天门”和“地户”演变而来,“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不竭。”(《入山眼图说.水口》)“水口疏”就是地户不闭合。针对这些存在的欠缺,古人在黎平古城北面的山峦之上修建北塔以弥补“北峰之不秀”;在福禄江下游兴建玉带桥并与北塔相连,以锁城北水口,闭合地户;在学宫左建尊经阁以修补“黉序之左陷”;选“甲位”另建文笔塔,以避选址方位之不利。清《相宅经纂》云:“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位,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塔。”从《黎平府志》所绘制的府县同城图上来看,黎平文笔塔就处在“甲位”的方位上,符合阴阳五行的规划思想。

 

(二)、对黎平古城建筑的朝向和布局的影响。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黎平古城建筑很重视朝向的选择。阴阳五行思想认为北为阴、南为阳,东为阳、西为阴,按照“负阴抱阳”的环境选择要求,建筑的朝向上以坐北朝南为最佳,因此黎平古城建筑都尽可能地选择这一朝向,如黎平府衙、贡院和民居等建筑都是如此。在建筑的布局上黎平古城不少建筑都严格地依照文王八卦方位图进行布局,如位于宋家巷的左家大院呈坐北朝南向,正屋位于坎位,坎卦为北方,主水,追求“得水为上”;东厢房位于震位,震卦为东方,主家中长男,长男居之;院门位于巽位,巽卦为东南向,主风,在东南方向开门取意紫气东来。黎平学宫中的尊经阁亦位于巽位上,即东南方位上,意喻文风昌盛。

 

(三)、对黎平古城建筑类型的影响。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黎平古城内出现了不少专用于祭祀金木水火土等自然神的祭祀建筑。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于黎平古城西南建五显庙,正殿三间,牌楼门三间。《灵应集》云:“神以五名,即金木水火土,与天地相为本始,又专司火政,是以里社皆崇奉。”城东门外建有先农坛,城西门外建有社稷坛、神祗坛。城内多处建有土地祠,《黎平府志》有记载:“土地祠:府城多有,惟城南角楼及易家街西二处最灵异”。

 

(四)、对黎平古城建筑用材的影响。宋朝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说:“五材并用,百堵皆兴。”“五材”本意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材料,而在实际营造中则以土、木为主。在阴阳五行思想中,土居中,主方正,象征的季节为晚春和早夏,意喻孕育万物;木居东,象征的季节为早春,意喻生命生长,木出阴向阳,出于土、滋于水,乃阴阳五行和合之物。因此,随着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的演进,木逐渐占据了传统建筑“五材”的主导地位。可见中国传统建筑对“土木”的坚持既是就地取材的实际需要,也是文化选择的意象所然。黎平古城建筑以木质材料为主,封火山墙均用青砖砌筑,主要材料就是木与土,这固然与黎平地处山区、林木繁茂、木料丰富有关,然而这何尝不是文化选择和文化执着的体现呢?

 

五、传统民俗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积累、凝练而成的风尚与习俗,它体现了民族的心理认同、精神寄托和价值取向,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如传统历法、传统节日、传统服饰、传统饮食、传统游艺等均在其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与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道、释等文化相比较而言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并依附于主导文化且相对独立地形成了追求平安和谐、祈望福瑞吉祥的心理意愿和审美情趣。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俗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具有地域特点的会馆建筑。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农业的发展、抑制商业的兴起,因此人口很少流动、文化也难以交流。到了宋朝,商业得以兴起,进入元、明、清朝后,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商人员流动频繁,地域文化相互交流,地方会馆也随即产生。会馆就是商业发展和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黎平古城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地方会馆,如分别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八年(1803年)、二十三年(1818年)的江西会馆、福建会馆、两湖会馆以及四川会馆、贵州会馆等。由于受地方民俗文化的影响,各地方会馆都遵循各自的地方信仰,祭祀各自的地方神,以形成地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如江西会馆祀道教许真君(许逊)、福建会馆祀天后(妈祖)、两湖会馆祀禹帝(大禹)、四川会馆祀川主(李冰父子)、贵州会馆祀黑神(刘本),因此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福建会馆又称天后宫,两湖会馆又称禹王宫,四川会馆又称川主庙、二郎庙,贵州会馆又称荣禄宫、黑神庙。各地会馆内建有戏台,以供节日表演戏曲祭祀娱神。会馆内的戏台一般呈倒座式,背对大门,面向主体建筑,既便于观赏,又表达对神的尊重。从保留至今的两湖会馆来看正是如此。

 

(二)、生活方式影响到黎平古城民居的平面布局。民俗文化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黎平古城明初建府,长期以来黎平古城一直是管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业经济颇为繁荣。为了既利于经营又便于生活起居,黎平古城处于繁华路段的民居都采用了“前店后院”的格局进行布局,店与院之间设院门隔断,前店通敞开放、后院闭合隐蔽,临街铺面用于商品经营或酒肆茶社,后院则为家居生活之场所。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格局如今我们在黎平古城翘街历史文化街区还随处可见。

 

(三)、世系观念和本源情结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情眷故土、心系本源的民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更体现了中国人世系观念和本源情结的坚定,这在黎平古城建筑上也有着具体的体现。黎平古城内的宅院四周围以高墙,内宅内向封闭,不示外人,院门是内宅连接外界最主要通道,门户成了家庭的象征,而宅院的主人大多是戍边军人和外来商贾的后裔,为了明祖源、辩氏族、表家风、行教化、光耀门庭,许多宅院的门额上都会隽刻或书写上院主人的郡望和堂号,如山亭第、庐江世第、天水流芳等,院门也因此成为集诗文、书法、雕刻和营造于一体的院落建筑经典。

 

(四)、祈福纳祥、驱凶避邪意愿对黎平古城建筑装饰的影响。追求幸福美满、祈望吉祥平安、远离灾难邪恶的心理意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反映,也是中国民俗文化的显著特点。人们往往以象征、借喻、比拟的手法将这种心理意愿与人生追求通过传统建筑装饰上的雕刻、绘画和器物的摆设巧妙地表达出来。这一民俗意愿对黎平古城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导着建筑装饰内容的主题。黎平古城建筑中的花格木窗、泥塑漏窗、雕花木器等建筑构件和物件的装饰内容大量地运用了走兽、鱼鸟、花草、树木等图案,这些图案不仅精美生动,而且蕴含着祈福纳祥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人们追求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望。如牡丹与松柏意寓富贵长春、蝙蝠与梅花鹿意寓福禄双全、葡萄与缠枝意寓子孙万代、竹子象征高风亮节和虚心向上等。

 

2.丰富了建筑的风格和造型。黎平古城内无论是府署、学宫等官方建筑还是会馆、院落等民间建筑的山头都筑有高大厚实、错落有致的封火山墙,这是黎平古城建筑的一大显著特征。远观层层迭起的山墙、有如万马奔腾,故称马头墙。这些封火山墙既具有防火防袭的实用功能,又极富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封火山墙随院落进深和屋顶坡面呈阶梯式变化,有一叠式、二叠式,直至五叠式之分,五叠式山墙俗称“五岳朝天”。每叠山墙都置有造型优美的座头,按照座头的造型来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封火山墙又有“朝笏式”和“印斗式”之分。黎平古城的封火山墙为“朝笏式”山墙,其形状好似古代文官手持笏板上朝拜谒,蕴含着“读书从仕”的美好意愿,可谓形态优美,意寓深长。

 

3.注重营造平衡心理的建筑环境。古人生活条件艰难险恶,面对某些自然灾难的发生更是难明其因,于是便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奈,形成了驱凶避邪的心理需求,进而将这种心理需求依托到建筑环境的营造上,以实现调剂和平衡心理的作用。如门前置石狮以辟邪,屋脊塑鸱吻以避火,立照壁以挡煞等做法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安稳、庇护的建筑环境,这在黎平古城建筑中表现得十分的明显。黎平府衙公署、开泰县署、参将署、守备署、牌坊、贡院、寺观等建筑门前均置有成对的石狮,既装点了主体建筑,又在于营造镇定、威严的气氛。照壁又称影壁、萧墙,其功能在于对主体建筑起到遮挡、屏蔽的作用。黎平府衙等官方建筑都建有独立的照壁,而院落等民居建筑通常利用正对院门的厢房山墙作为照壁,官方建筑的照壁上一般都镶有吉祥图纹,民居建筑的照壁上往往会写着一颗大大的“福”字。中国民俗文化中有“龙生九子,不成龙,但都各有所好,各展所长”的传说,九子形象因其“所长”便被用于不同的建筑场所。黎平古城建筑大门的门环底座通常都做成铺首式样,铺首以椒图为形象,民间传说中椒图为龙之九子,其长相威猛,好闭,含有镇魔祛邪之意。黎平古城传统建筑都是木质建筑,极易发生火灾,因此院内都摆放有“太平缸”,缸内常年盛水,缸壁上雕刻着海浪、鸱吻等图案,鸱吻为传说中龙之二子,好兴水,其意为兴水避火。以上种种都在于营造出一种驱祸避邪、安宁祥和的建筑环境,从而达到平衡心理的作用。

 

黎平古城建筑凝记着黎平的过往烟云,承载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层面探寻黎平古城建筑、赏析古城建筑中的传统文化是当下黎平古城保护利用工作中理应做好的功课,更是为了在现代主义建筑之风盛行的当今找寻黎平城市规划务必尊重的历史文脉。

(作者系黎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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